在淞山县，一名十四岁的少女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被人性侵杀害。和混吃等死、推诿扯皮的东萍同行们不同，淞山县的警察们一不怕苦、不二怕死，五年的时间里，他们不抛弃、不放弃，却始终没有侦破案件。

　　五年的时间，案发地周边环境变化不大，现场又遗留有嫌疑人的生物检材，因此，秦川的破案思路和淞山警方基本一致——嫌疑人为本地居住的人，或是案发当天来本地的外乡人。因此，采集当地人的生物检材样本，进行DNA比对就成了破案的关键。

　　只要功夫深，大海能捞针。果然，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，秦川通过DNA技术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马维明。

　　五年悬案，一朝告破。乍一看，这案子侦破过程简单、波澜不惊，似乎完全是运气的成分，然而从本质上看，这是刑侦技术革新带来的成果。

　　事实上，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，警察破案依靠的仍旧是传统的刑侦技术手段。在通讯基本靠吼、摸排基本靠走的当年，由于技术落后，大量的案件就此成为了悬案。

　　在《我是刑警》的年代里，现场勘验、指纹技术不成熟、没有摄像头、没有大数据、没有实名制，甚至连尸检解剖、DNA检测都没有。

　　正如李艾案一样，刑侦科技进步是近年来大量悬案告破的根本原因。和剧中的马维明一样，白银连环杀人案的凶手高承勇的落网，也是依靠DNA检测技术的升级。

　　秦队长光速破案，马维明罪有应得。虽迟但到的正义，既是对死者亡灵的告慰，也是给家属的一个交待。

　　不过，当我们重新复盘这起案件时，我们才会惊奇地发现，在李艾被杀案中，最无辜、最冤枉的居然是没有姓名的两个路人甲——朱某和刘某。

　　七天七夜，就从两百多名男性村民里，就发现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。然后，朱某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，俩人就被刑拘了。可是后来一抽血，到省厅一检验，又说不是在，这没招了，把俩人就给放了。

　　原来，在案发之后，当时的淞山县局就组织警力开展案件侦破。警方忙乎了七天七夜，最后抓到了两名嫌疑人——朱某和刘某。

　　如果这起案件在技术落后的年代，朱、刘两人早就法庭宣判、枪毙正法了。还好，省厅进行了DNA检测，最终发现两人并非真凶，朱某、刘某就此沉冤昭雪、死里逃生。

　　既然朱某不是真凶，那么问题来了——他为什么承认了性侵杀人的事实，还顺便交代出一个并不存在的同案犯刘某呢？

　　唯一合理的解释是，朱某之所以承认杀人、供认不讳，完全是因为他遭遇刑讯逼供、屈打成招。在20多年前的时代，这样的案例处处都有、比比皆是。

　　在命案必破的方针下，对于公安刑侦人员而言，侦破命案既是机遇，也是挑战。虽然命案压力大、有难度，但是一旦成功告破，自然也是大功一件。

　　于是，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，刑讯逼供就成了部分人的选择。朱某和刘某的遭遇，正是警方急功近利、胡作非为的结果。呼格案、佘祥林案，都是刑讯逼供的产物。

　　刑讯逼供的威力有多大，云南的警察杜培武最有发言权。身为警察的他，在被冤枉杀害妻子之后，面对刑讯逼供，也只能屈打成招。

　　在剧中，制造错案的淞山县局共有五人遭遇了处分；在现实中，无论是炮制呼格案的冯志明，还是勘破张氏叔侄案的女神探聂海芬，他们最后都前途光明、仕途精进。你看，朱某、刘某只是差点丢了性命，但是五名公安干警可是背上了处分啊！

　　两起案件都是性侵后杀人，都是五年的悬案，都是抓错了人，这样几乎完全复制粘贴的剧情，暗藏着编剧的良苦用心。

　　在丁丽案中，东萍警方不担当、不作为，推诿扯皮、敷衍塞责，一拖再拖、不推不动，愣是把一起简简单单的案件，拖成了五年未破的悬案。

　　在李艾案中，淞山警方不怕苦、不怕累，立功心切、急于求成，七天七夜、刑讯逼供，差点放过了真凶，让朱某、刘某两个普通人成为了替罪羊。

　　只不过，相比东萍警方的混吃等死，积极主动的淞山警方更有隐蔽性。毕竟，急功近利与敢想敢干，简单粗暴与雷厉风行，两者看似不同，但往往披着相同的外衣。

　　‌权力是一把双刃剑，运用得当可以造福一方，运用不当则会为祸乡里。和不作为比起来，乱作为带来的伤害甚至更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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