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中国革命道路如何进行成为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亟待解决的问题，由此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政治斗争，并且逐步演化为关于政治领袖的角逐和斗争。

　　具体表现为随着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华侵略之后，共产党内部是否应该积极抗日产生了激烈的争论，对于王明来说，他依靠共产国际的政治背景，发表了很多不切合实际的看法，而毛泽东则认为应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。

　　最终，在六届六中全会上，毛泽东得到了党内大多数和共产国际的支持，这场政治领袖的角逐最终以毛泽东的胜利结束。

　　按照王明和毛泽东两个人的入党时间对比，毛泽东作为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，他可以说是共产党的早期创立人之一，而对于王明来说，他是在1925年加入共产党，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，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。

　　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，凭借米夫的扶持，他控制了校支部局，并逐渐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团体，即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”。

　　王明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，在苏联支持下夺取了中央领导权，出任中共中央代总书记，实际成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。

　　两相对比中，当时的毛泽东虽然是中共一大的代表，但是在当时并不是中央的领导人。一方面就是因为毛泽东的资历不够，而且对于毛泽东的背景来说和其他人相比也比较弱，所以在前期毛泽东的政治影响力极为有限。

　　另外一方面就是毛泽东一直倡导的农民起义，以及其后来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一直得不到中央的认可和支持，毛泽东在1927年至1931年期间领导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，发展了红军和苏维埃政权，但仍受到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指责。

　　王明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，出任中共中央代总书记，实际成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。

　　1932年8月，王明出席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第十二次全会，并且他在会上成功当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，随后他便开始遥控指挥中共中央，而且常常还以共产国际的口吻来对中共内部横加指责。

　　然而在这样的“远程遥控”之下，自然是对战场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，尤其是对于王明来说，本身就是一个热爱冒险的投机分子，所以在他的左倾冒险主义下，使得党的白区组织遭到了严重损失。

　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更是在他统治的四年之中损失了百分之九十，更为关键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，差点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。

　　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1935年党内在长征路上顺利召开了遵义会议，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确立了毛泽东的党内领导权，使得中共革命转危为安，有效的保护了中共革命的火种。

　　但是，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与共产国际失联的情况下召开的，也就是说，当时的共产国际并不知道毛泽东实际成为了党内的领导。换言之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。

　　而当时还在莫斯科遥控指挥的王明得到消息以后很是愤怒，认为这是不尊重他的领导地位，并且要回国算账。

　　1937年11月14日，王明离开了莫斯科回到了延安，并且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，继续在党内保有较大权利。

　　当时，全面抗战已经爆发，日军的局部侵华已经数年之久，同年王明飞往武汉并且希望能够和蒋介石进行谈判，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身上，甚至幻想能够和蒋介石结合实现速胜。

　　再次回到延安以后，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，王明在会上坚持要和国民党合作，并且寄希望于蒋介石，但是在毛泽东等人的坚持下，他的想法并没有得到通过。

　　在这里，王明不顾中央的反对和决策，执意发表了与中央意见相左的报告，并且还冒充了毛泽东的名义进行谈话，把自己的观点当作是中央政治局的观点在武汉大肆宣扬，而后也是遭到了中央的猛烈批评。

　　但是，毛泽东对于抗日战争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，他认为当前的中国实力较弱和日本相比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得胜利，想要实现速胜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必须要和日本人打持久战。

　　在1938年毛泽东更是发表了着名的《论持久战》，在这篇文章中，毛泽东详尽论述了自己关于抗战的观点，而后根据实际情况更是证明毛泽东的看法是极有远见的。

　　所以，在六届六中全会上，共产国际也进行了表态：“中共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，王明‘不应争当领袖’。”

　　这实际上是肯定了毛泽东的地位，也同样是对王明之前所犯错误的总结，而在这次会议之后，毛泽东的党内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。后来，毛泽东也是这样评价六届六中全会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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