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家”的最主要特点，是靠血缘联结和划分；并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劳动且享有全部或部分劳动所得。

　　他认为，在家庭史上，母权制先于父权制存在并向父权制过渡。在这种家庭中，统治者是女人，财产由女人占有，各种事务由女人决定，亲属传袭依母系传递和计算。

　　后来有学者认为，母系家庭，只是父系家庭的早期形态。还有学者认为，这种母系家庭并没真正存在过。

　　例如，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村落发掘证明，母系家族成员一般住在一所中型房子里；周围的小房子，是为母系家族中的女性成员“招了”外来女婿后居住的。

　　云南纳西族在上世纪中期以前，仍然保留母系家庭的“对偶婚”状态。宋恩常的《纳西族的母系家庭》一文，有很详细的考察。

　　第一，当时的女性陪葬品几乎全都多于男子，这说明女子掌握财权；第二，合葬墓地，是以女性为核心的，说明女性的主导地位；第三，成年女性与儿童的合葬墓，表明了女性具有继承权。

　　这个发现，和德国学者缪勒利尔在《家族论》中所记载的他对苏门答腊蜜浓克保人母系家庭的考查结果一致。在世界各地相当多地方，存在过这种婚姻形态。

　　如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，发现许多分间房屋，最大的有13米*10米，大约能住十多个人，可能是原始社会晚期的男子同盟的集体住所，每个男子和配偶各住一间。

　　河南荥阳点军台、唐河寨茨岗、镇平赵湾、南阳黄山，还有浙川黄楝树、湖北朱家台和清龙泉，都发现有上述类似遗址。

　　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，一男一女的独立墓葬突然增多，这表明，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在增强；同时，墓葬中没有显示男方或女方哪个居于主导地位——从下葬的位置和随葬品都看不出谁更占据优势地位——不过，此时原来女性的主导地位已经不见了。

　　这种现象，以江苏新沂县花厅遗址最为明显。这一墓地还有一个很奇特的情况，就是不仅有大汶口文化特征，同时还具有良渚文化特征。从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看，这个时候的贫富差距已大大拉开。

　　“姓”，最初的含义，表示的是母系的血缘关系；后来，才作为男性世系传承的线索。这个过程，恰好是从母系家庭向父系家庭的转变。

　　苏秉琦先生被称为“中国考古界的一座丰碑”。苏先生认为，从氏族社会转变为国家，是中国考古界的一大课题。对此，他的看法是——

　　中国“从氏族社会向国家转变的典型道路——古文化—古城—古国；国家发展的三部曲——古国—方国—帝国；国家形成的三模式——北方原生型、中原次生型、北方草原续生型”。

　　他认为，距今约6000年的辽西红山文化，其石砌祭坛、女神庙和积石冢，表明其已经完成了从古文化—古城—古国的进程。就是说，那个阶段，中国已经形成了国家。

　　处于辽西建平、喀左、凌源三县交界处的数十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红山遗址，积石冢，表明了贫富的极大分化和阶级阶层的形成；祭坛和神庙，标志宗教和神职人员的存在；玉制礼器神器，是中国特有的权力和宗教的象征；冶铜遗迹，则说明铜石共存时代的到来（有学者认为古中国没有铜石共用阶段，而是从新石器时期直接进入青铜时代）。

　　其后也处于辽西地区夏家店文化，则标志着早期青铜器时代的到来——取代了铜石并用时代。此时的聚落遗址，都发现了防御设施——表明战争已经是一种常态——战争，是国家产生的重要特征。

　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，国家，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。其产生的基础，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了一定阶段，有了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，因此，也就产生了贫富差距和阶级阶层。

　　“家”和“国”的关系，从现代来说，“家”是“国”的“细胞”，“国”是“家”的保障——“国”是“家”的“大家”——没有“国”，“家”的一切都谈不上，即便是“弱国”，“家”的“成色”也会大打折扣。相信很多人，能够深刻体会到这一点。

　　恩格斯在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一书中，依据大量史料，研究了原始社会状况、解体和私有制、阶级的产生，揭示了国家的起源、阶级本质及发展和消亡的规律；指出家庭、私有制与国家和阶级一样，都不是从来就有的，而是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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